若世界由我統治，我會改寫經濟學教科書。這樣位高權重卻只為了這點兒志向，聽起來像用牛刀殺雞，但其實這可是邁往良好市民生活的一大步。現代人常把市場思維和道德思維弄混，以為公道的定義就是—讓最想要又有能力支付的人得到物品。這其實大謬不然。
設想這個情境：像腎臟這種人體器官被放在所謂自由市場裡。經濟學教科書的思維很難拒絕這個情況：買賣雙方談好價格，買家得到了延命的臟器、賣家得到的錢也夠換這份犧牲，雙方都能過上更滿意的生活，皆大歡喜。以「腎臟由出價最高的人獲得」來看這場交易，非常符合經濟學上的效益。
但有兩個理由能說明這裡的邏輯瑕疵。理由一，這場自由交易可能沒那麼心甘情願。實際上，賣腎的人可能窮愁潦倒，急需金錢來養活家庭和孩子。選擇賣腎就不算是出於自由，而是困境所逼。所以每當我們說一筆市場交換是場稱心如意的好交易前，都要先決定怎麼區分自由選擇和被迫選擇。而且這是一個規範性問題、是一個政治哲學的議題。
理由二，市場思維對如何評價生命中的美好事物還是有其限制。符合經濟效益，只要買賣雙方都覺得交易結果比沒交易好就行了，但是交易雙方都可能錯估了交易貨品的價值。例如，有人基於（即使排除窮愁潦倒的處境）我們不應該以身體為獲利工具或不應該把身體當做備用零件的集散地，而反對買賣腎臟。類似的爭論也在性交易的議題中出現；有人說出賣靈肉就算不是受迫選擇，還是有辱人性尊嚴。
我不是說，如果我來統治世界，我就會禁止這些行為。我胸中的大計是：為經濟思維所施加在大眾想法和道德與政治想像中的把持鬆鬆手。
不只在教科書裡，經濟學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也表現得像是一種價值中立的人類行為研究科學。我們日漸接受這種思考方式，還施用在所有的公共政策與社交關係裡。但是用這種經濟學來看世界可是會腐蝕民主制度的活力的。這還會讓公共對話如一灘死水，還會導致死板板的技術性政治。
所以我改寫經濟學教科書的做法是：我要拋棄經濟學是獨立且價值中立的科學這種論調，並重新找回它跟道德與政治哲學間的原初關聯。從十八世紀到十九世紀的經濟學家，從亞當斯密、馬克思到彌爾都很正確地把經濟學當成道德和政治哲學的下轄領域。到了二十世紀，經濟學脫離了這個傳統，把自己定義成一套自主的學門，還期望有自然科學的嚴謹。
經濟學是一種價值中立的人類行為研究科學這個觀念根本說不通，但是它的影響力卻與日俱增。看看愈來愈多用以利誘來解決社會問題的例子吧：英國健保局正試用著所謂「健康賄賂」的方法，也就是用現金獎勵使人減重、戒煙、按處方吃藥；在美國，有些校區已提供成績優良與多閱讀的現金獎勵，來提升弱勢學生的學業表現；有個在英美操業的慈善團體還提供200英鎊的獎勵，讓染上毒癮的女性節育或裝上長效避孕器。
做為世界的統治者，我也未必要禁絕這些方案。不過我堅決要問明：每個案例中的利誘是否有玷良善？是否偏離了值得關注但與市場不相干的態度？例如，當我們付錢讓孩子讀書時，只否僅僅在原有的動機上添加誘因？還是我們教會他們讀書是項苦差事，以致於可能排擠了熱愛學習的初衷，甚至用金錢腐化了這份初衷？
如果市場價值有時真的排擠了值得保護的態度與價值（例如單純熱愛學習的初衷），那麼市場思維就有必要回應道德思維。標準經濟學模型預設市場具有惰性，不會伸手玷污其中交換的貨品。但是如果買入和賣出特定貨品會改變其意義，那市場就不能單單只顧效益了，得連貨品價值該如何估量的道德論證一起算上才行。
在重編經濟學教科書時，我會頒布一條比較不難執行的法令：本人禁止使用一個近來在政客、銀行家、企業家和政治分析家的行話中用濫、同時也用爛的一個動詞—現金獎勵。禁用這個動詞也許可以幫助我們用比較不經濟學思維的老法子找回一些公道，如慎思、理性推論和說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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