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圍堵立法院，在民主國家不是新鮮事，但讓成群的公民在深夜不惜一切也要衝進國會，防止立法流程違憲，則至少有三種可能性：
一是議程重大，影響廣大權益。
二是立法過程不透明，亟待公正第三方監督。
三是這個政府有許多不良記錄，公民深知循正常抗議途徑只能得到無盡的敷衍和消耗。
此時此刻在台灣國會上演的戲碼，很不幸，是三齣聯映的寫實悲情鬧劇。
事件爆發於3月17日當日下午，台灣立法院內政委員會主席張慶忠在強行將服貿協議草案排入議程後，在反對黨議員的杯葛中，居然趁無人注意時，在廳內一角，利用法定出席人數和自己的輪值主席身分，只用了30秒片面宣布法案草案被視為已經審查，並即刻宣布散會，杜絕任何意外發生，以免改變會議結論。
台灣是世界上網路社群最發達的國家之一，動員速度更是奇快，機動性勝過茉莉花革命。3月17深夜，就有200人闖入立法院，要阻止這場危險的鬧劇在無人看守的情況下再次發生。凌晨兩點時人數增為三倍，但已經被警察攔阻，無法進入國會，只能包圍立法院。目前尚未出現肢體衝突。
整起事件可以說是台灣人民對目前政府信心盡失的縮影。在景氣低迷的時代，人民對政府失望或咒罵是家常便飯，各國皆然。但一波是純然政治性的，包含了對中國類似 FTA 的兩岸服務業貿易協議的深刻疑慮、政府在立法過程中無所不用其極的保密和嚴重違反誠信的立法程序，以及執政黨本次執政期間重大社會正義侵犯的惡例。
《兩岸服務業貿易協議》（後稱服貿）是台灣的親中執政政府與中國政府之間密訂的協議，依法屬於國際協約，也是國家重大政策。但對所有的條約內容，都藉由《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以機密規格處理，直到與中國代表簽訂前都未公佈內容，甚至函蓋產業範圍都不願意告知記者。直到2013年6月21日簽訂後，全國人民、甚至部會首長才發現，涵蓋範圍廣大。涵蓋範圍除了包含攸關國民健康的醫療與藥品、滲入國家機密的通訊、還有可能淪為中國地下經濟洗錢所的金融業，和作為文化和言論自由基石的出版業。但真正令台灣人民難以接受，更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台灣對中國的條件，以WTO規範中的已開發國家對開發中國家的不對等開放標準訂定，台灣對中國開放的遠多過中國對台灣的開放條件，對台灣方而言幾乎無利可得。這個案例在世界上的罕見程度就如台灣海峽的「特殊國與國關係」一樣絕無僅有：一個經濟體質強健的弱國，主動向經濟體質不穩定的超級強國在自己僅存的優勢上急於門戶洞開。這背後不知道藏了多麼強大的政治交換才能促成這種荒謬？
正義有其限度，荒謬則無。有人極力促成一個荒謬的國際貿易協定，就得用更荒謬的方式在立法中偷渡。張慶忠在3月17日的鬼祟態度或許還可以歸之為極端的個人表現，但援用《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61條，「各委員會審查行政命令，應於院會交付審查後三個月內完成之；逾期未完成者，視為已經審查。」將國際條約等級的草案試圖以最低位階的行政命令矇混過關（muddling through），揭開的是台灣民主在操作上最脆弱之處：缺乏法治觀念。於是即便在 2013年6月25日立法院朝野協商，確認服貿本文和特定承諾都必須「逐項審查、逐項表決，不得以包裹表決」後，還會發生這種低劣得令人難以想像的偷渡方式。這種難以想像的程度打一個比方，像1989年6月4號，全世界都不敢相信中國共產黨用坦克車在眾目睽睽下輾過抗議學生。我們沒有想過對方將反對者的人命看得如此輕賤，也沒有想過在一個民主法制的國家，法案不是透過協商和討論，而是像犯罪一樣在無人注意的角落默默發生。
一次性的離譜，沒辦法在五個小時內動員到塞滿國會的平民來徹夜癱瘓立法院，只為了在最後關頭阻擋一個法案。台灣人是特別重感情的人民，在與今同一個執政任期的2013年8月3日，發生了台灣史上最大公民自發社會運動，估計約11萬人參加，約佔台灣人口的0.5％，為一個在軍中被虐待致死的下士，但國防部利用職權殲滅一切證據，並矢口否認。基於徵兵制的國民共同經驗與對封閉官僚系統公然湮滅證據的憤怒，在這位下士的告別式前，11萬人着白衫填滿了總統府周圍的道路，名為誌哀，實為抗議。但這個訴求簡單的運動，得到的成果並沒有比訴求更困難的反核運動得到更實質的結果，只得到象徵性的官方敷衍。短短兩年內，台灣社會累積了人民對政府極深的不信任，和愈來愈多以行動支持社會運動的公民。
最令人擔憂的是，民主在官僚的操作過程中，脆弱得近乎獨裁。但做為一個台灣人，我最擔憂的是，核四這種由四個規格非常不統一的各國團隊拼裝組成的四不像，且不論有多少結構上的縫隙和瑕疵，單是座落在斷層帶上，就已經千不該萬不該通過核災風險評估了。若同樣的法案偷渡再次發生，損失的就不只是服貿中犧牲的書籍出版和言論自由，而是整個世代和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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